广州宠物空运价格:为中国农民直言——特立独行梁漱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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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中国农民直言——特立独行梁漱溟
  
  余世存(历史作家)


  梁漱溟


  (1893年—1988年),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爱国民主人士,主要研究人生问题和社会问题,有“中国最后一位儒家”之称。1917年—1924年被聘任为北京大学印度哲学讲师,后升为教授。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在中国发起过乡村建设运动。梁漱溟说:“我愿终身为华夏民族社会尽力,并愿使自己成为社会所永久信赖的一个人。”


  任何一个时代都有流行,人们多爱迁就流行而忽略那些特立独行的事物,20世纪尤其如此。革命、中体西用、全盘西化……各色流行思潮呼啸而来,将人们裹挟而去,这是时代的异化奇观。即使对那些极富有教育意义的特立独行者,我们也只是把他们当做一时的话题,却不能从他们那里获得真正的营养,并用来完善我们自身。


  梁漱溟先生就是这样一个特立独行的人。他一生立功立言立德,身教言教无数,然而,今天在不少人印象中他却只是一个象征性人物——因为梁先生太独特了!他不依附任何势力,也不趋新媚时;没留过学,没上过大学;不崇拜西方也不崇拜东方……这是一个直道而行的狂士,是一个以思考为志业的思想家,是一个重视行动的仁者。在中国人利用一切思想资源来追求个性时,梁先生已经实践了一个世纪中国人的梦想。但遗憾的是,我们绕过了梁先生。这不是梁先生的悲剧,而是我们浮躁社会的悲剧。


  梁先生一生不断追求的就是两个问题:一是人生问题,即人为什么活着;二是中国问题,即中国向何处去。他跟毛泽东同年,他的一生也跟毛泽东结缘。冯友兰在梁漱溟去世后写的挽联说:“钩玄决疑,百年尽瘁,以发扬儒学为己任;廷争面折,一代直声,为同情农夫而直言。”上联即述其德业,下联则涉及跟毛泽东的缘分。


  1918年,梁、毛二人在北大教授杨昌济先生的家里初识,当时的梁漱溟已是名人,毛泽东则在北大当图书管理员。20年后,梁漱溟到延安跟毛泽东谈中国的出路。半个月中两人长谈8次,有两次是通宵达旦。梁漱溟回忆说:“彼此交谈都很有兴趣。”毛泽东则称:“我同梁漱溟比较熟。”


  新中国成立后,在毛泽东的邀请下,梁漱溟从重庆到北京。毛泽东多次请他到自己家里吃饭,专门嘱咐:“梁先生吃素,我们也统统吃素,因为是统一战线嘛!”他还请梁到政府任职,被梁拒绝后,仍照顾他的生活。


  1953年9月,在全国政协常委会的小组讨论会上,梁漱溟指出,“我们的建国运动如果忽略或遗漏了中国人民的大多数——农民,那是不相宜的”,还称“工人生活在九天之上,农民生活在九地之下”。这一发言引起了毛泽东的不满,他在公开场合将梁漱溟批得一无是处:“你说梁漱溟有没有工商界那样的供给产品、纳所得税的好处呢?没有。他有没有发展生产、繁荣经济的好处呢?没有。他起过义没有呢?没有。他什么时候反过蒋介石,反过帝国主义呢?没有。他什么时候跟中共配合,打倒过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呢?没有……”梁漱溟劝诫毛泽东要有“雅量”,并要求发言,但会场上几乎一边倒。这场争吵惊心动魄。毛泽东给梁漱溟的结论是:虽“反动”,但不算反革命;要批判,但也要给“出路”。


  自此梁漱溟深居简出。“文革”中,他受到冲击,被抄家被打耳光,但他承受下来了。1972年毛泽东生日那天,梁漱溟把尚未出版的《中国——理性之国》手抄书稿送到中南海作为寿礼。这并不代表梁漱溟臣服了,他在人格上始终是平视对方的。


  上世纪80年代,当社会流行否定毛泽东时,不少人希望听到梁漱溟的批评,90岁高龄的他却说:“当时是我的态度不好,讲话不分场合,使他(指毛泽东)很为难,我更不应该伤了他的感情,这是我的不对……他已故世了,我感到深深的寂寞……”这是一位世纪长者的直言。真正的知识来自人生社会的总结,真正的见地来自历史发展的至痛经验,而非一时的感情、好恶以及书本上的学理。梁先生的态度值得我们尊重,甚至应该是我们思考的起点。


  走近梁先生,我们也许能够理解,他最大的贡献在于给我们示范了一种在中国文化中极为稀有的人格:我们的社会总是压抑人的个性,我们自身也会背叛曾经有过的自尊自强,转而依附,随大流。梁先生却一以贯之地坚持了自己的思考人生,在时代变迁中直道而行。梁漱溟受家人宠爱,到6岁时还不会穿裤子。他上了4所小学,学的都是粗浅的知识。但一旦启蒙,他就开始了自我求知之路。


  14岁时,梁漱溟开始思考人生苦乐问题。他觉得自己家境尚好,却常常苦闷不乐;而家中的女工,天天洗衣、做饭、干杂活,辛苦得很,却脸上常有笑容。这种思考与佛学合拍,因此梁漱溟拼命看佛学书籍。18岁时,他拒绝父母为其订婚,19岁开始吃素,曾一度想出家。


  这些异乎寻常的举动伴随了他一生。1942年,梁漱溟从日军炮火下逃生后给儿子写信说:“我不能死。我若死,天地将为之变色,历史将为之改辙。”这曾遭到包括熊十力在内的许多人的讥评。但考察梁先生行迹,我们可以肯定,他绝非出于狂妄,也非出于自恋,而是人格的自我期许,是对自我精进的要求。


  新文化运动后,西方文化支配中国知识精英,梁漱溟却坚持自己的思考。1921年,他发表著作《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以极大的勇气批评“向西走”不对,宣称他就是要“向东走”。 他把文化划分为西洋、印度和中国3种类型,各取所长。他不是要打倒“孔家店”,或把中国经典悬置起来,而是把儒、佛、西方哲学糅合在一起。遗憾的是,直到今天,我们中国人要么欠缺西方知识、要么排斥中国经典、要么对佛教文化想当然,甚至不少人以为只有科学或西方社会学科教授的,才称得上知识。


  在国共激烈冲突之际,梁漱溟发表了《中国文化要义》,张扬自己多年来进行的乡村建设才是中国的唯一出路。这无疑同当时流行的阶级斗争思潮背道而驰。梁漱溟在河南、山东进行的乡村试验,跟陶行知、晏阳初等人的实践一道闻名世界。他尝试将西方现代化的优点与中国文化的优点融合起来。其中最重要的,一是农民自觉,一是乡村组织。农民自觉是思想上的事情,农民必须自己代表自己,有自我管理的意识;而乡村组织,则是制度上的建设。


  梁漱溟信奉孔子的“仁者不忧”,因此也“乐天知命”。抗战期间,他和著名中医袁鸿寿饭后在树下聊天,敌机在天上扔炸弹,袁大惊失色。而梁漱溟则镇定自若,聊天如常。


  这是一个完全了解自己的人,用我们今天的话,他知道自己的人生使命。1973年底,全国兴起“批林批孔”运动。在学习会上,人人要“表态”,梁漱溟一直沉默不语。众人追问他对“批林”的态度时,他说“我的态度是不批孔,只批林”,这番话引起了对他的大规模批判。1974年9月,对梁历时大半年的批判会告一段落时,主持人询问梁漱溟对大家批判他的感想,梁漱溟脱口而出:“三军可以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主持人勒令他作解释,梁漱溟说:“‘匹夫’就是独人一个,无权无势。他的最后一招只是坚信他自己的‘志’。什么都可以夺掉他,但这个‘志’没法夺掉,就是把他这个人消灭掉,也无法夺掉!”梁漱溟是一个特立独行之人,他的独特曾被视为迂腐,但他并非不近人情。相反,他是一个胸怀极为宽广的人,从不遮蔽自己的天良,也不是为了活给别人看。他一生从不坐人力车,因为年轻时碰见一个老人拉人力车,内心感到痛楚难忍。他信佛,但从来不去寺庙烧香拜佛,而是在自我修养上下功夫。


  上世纪20年代,梁漱溟在北平讲演《人心与人生》,要听众付费,每人1元。这个主意是梁漱溟自己想的,他说:“是真想让人来听,或因花过钱而注意听,否则不免有不认真之人随便入座。”而另一面,他又主动关心那些没钱的学生,后来成为哲学家的唐君毅,就收到过梁漱溟托人带给他的5元钱。


  梁漱溟好布施,他自己花销少,却经常接济别人。他的方式很独特,送的钱不要还,但借他的钱必须还。一位友人忘记归还,他竟前去索债,只为了拿钱回来接济另一些困苦友人。


  梁漱溟从父亲那里受到了良好的熏陶,父亲那种“道德理想和卓立精神”让他十分推崇,他培养自己孩子的方式也可圈可点。梁漱溟对长子培宽有“多年父子如兄弟”之谊。梁培宽回忆说:“在他面前,我完全感受不到精神上的压力……父亲认为好的,便明示或暗示鼓励。他不同意的,让我晓得而止,却从不干涉。”1944年梁漱溟再婚时,小儿子培恕不愿意接受后母,抄一首写孀妇的诗“故人恩义重,不忍复双飞”给父亲看。梁漱溟看后点点头,就算父子交换意见了。


  晚年,梁漱溟苦于络绎不绝的访客,亲自书写了“敬告来访宾客”的字条。上写:“漱溟今年九十有二,精力就衰,谈话请以一个半小时为限,如有未尽之意,可以改日续谈,敬此陈情,唯希见谅,幸甚。”有心人看出,那“一个半小时”的“半”字,是后来加上去的。所谓“仁义之人,其言蔼如也”。


  梁漱溟常对别人说,你看我最闲的时候,其实是我最忙的时候。你看我坐在那里似乎什么事情也没有做,其实我的思想已经跑得很远很远了。行动是大事,德性也是大事。


  在一个世纪以来动荡不安的中国,梁漱溟是少有的能给社会以安慰和信任的人。学者林毓生认为,梁漱溟与鲁迅是20世纪中国最有创造力的思想家。梁漱溟在反传统的浪潮中挺身而出,倡言中国文化经过调整还能继续存在并复兴,他相信中国本身拥有走向现代化的力量。是梁漱溟,而不是别的什么人,更足以与鲁迅构成表面对立、其实互补的两极。他们一位是传统文化的伟大批判者,一位是传统文化的伟大发扬者。梁漱溟说:“我愿终身为华夏民族尽力,并愿使自己成为社会所永久信赖的一个人。”他做到了自己所说的。


  1988年6月23日,梁漱溟去世,享年95岁。他弥留之际说的最后一句话是:“我累了,我要休息!”(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