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定制旗袍:对天津近代史产生影响的外国名人--查理·喬治·戈登(Charles George Gord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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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天津近代史产生影响的外国名人--查理·喬治·戈登(Charles George Gordon)

(2011-10-06 09:47:25)转载

对天津近代史产生影响的外国名人--查理·喬治·戈登(Charles George Gordon

天津的小洋楼闻名遐迩,而最早的洋楼当属天津英租界的建筑。1888年11月3日的《中国时报》曾这样报道天津,“一度遍地皆是深沟、大洞、臭水沟的使人恶心的可恨的道路被铲平、拉直、铺平、加宽。并且装了路灯,使人畜都感到舒服,与此同时,城壕里的好几个世纪以来积聚的垃圾也清除掉了。”日本作家谷崎润一郎1918年来过天津曾在其小说中写道:“走在天津城里最气派、最整洁、最美丽的街区,令人仿佛来到了欧洲的都会。”天津英租界的勘察、测量和规划就是戈登率领他的工兵完成的。

英租界原是一块菜地,没有道路。戈登带领他的士兵骑马走遍这块泥泞的土地,每天起早贪黑,不辞辛苦,获得所有需要的数据,标绘成图纸。然后再规划道路和建筑区域。这是天津首次按照英国标准进行的城市规划建设。一改狭窄的砂石土路为宽阔的马路设计。

戈登是1860年9月来天津,期间曾参与英法联军的对北京的战争。文献没有发现他掠夺圆明园财宝的记载,戈登在他的日记中写道:“(英法联军)洗劫之后纵火,以最野蛮的方式毁坏这些最宝贵的财产……每一个人都发疯一般地抢劫。”

李鸿章对戈登印象极佳,他在日记中这样描述他对戈登的第一印象:“这个英国人戈登的到来,真是天赐。他的言谈举止比我所见过的西洋人强过百倍,那些人大多傲慢自大,令人生厌。”

1889年,天津英租界工部局建大楼,投资32000两白银,由德璀琳提议起名为“戈登堂”,用以纪念于1885年去世的戈登。该楼于1890年建成。在落成典礼上,直隶总督李鸿章、美国驻华公使田贝、各国驻天津领事和天津道余昌宇,以及轮船招商局经理和外国驻天津领事都应邀参加。在落成典礼上,戈登的巨幅照片,挂在会场的中央。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在盛赞戈登的军事指挥才能后,宣布大楼正式开放,并把两把扎着灰、红两色缎带的银钥匙交给了德璀琳。

戈登堂

1892年2月3日,天津英租界当局为李鸿章在戈登堂举办70岁生日宴会。李鸿章出资在戈登堂里修了一个舞台,使戈登堂从此成为英租界一个条件优越的公共娱乐场所,甚至逐渐取代了侨民俱乐部兰心戏院的地位。

此外,天津还有一条为纪念英租界划定者戈登(Gordon)命名的街道--戈登道 (Gordon Road )- 湖北路唐山道至南京路段 。

除天津外,上海也有以戈登命名的街道。看来,戈登与上海也有不解之缘。

当时正值太平天国军队进逼上海,欧洲侨民组成以美国人华尔(Frederick Townsend Ward)为指挥的义勇队,用以保护侨民和上海。战斗持续在上海西郊发生,华尔的军队逐渐向后撤退。英国人抵达上海后,英国将军斯特维利(William Staveley)决定与华尔和另一支小型的法国军队一起将上海30英里内的太平天国势力逐出。到1862年底,嘉定、青浦的太平军基本被他们赶走。华尔在对慈溪的攻击时阵亡,其后继者白奇文(Henry Burgevine)不被清政府看好。李鸿章要求斯特维利另外指派英国军官指挥洋枪队。因此,戈登于1863年3月,在松江接任指挥。此时义勇队已改名为“常胜军”。戈登重整军队并驰援常熟,取得成功,受到士兵们的尊敬。戈登上任以后,很快用他的人格魅力和领导艺术征服了常胜军。戈登治军公正严明,他严肃军纪,建立刻板的操练制度,禁止士兵掳掠,而代之以优厚的军饷和奖金。戈登虽然严厉,但通情达理,以身作则,自己做不到的事情,决不强求士兵去做。为了鼓舞士气,行军时戈登走在队伍的前面,除了一支手杖并不携带任何武器。部队行军时常遭到伏击,戈登每次都安然无恙,很快被部下敬为神灵。

几个月以后,李鸿章陪同戈登的常胜军进行一次军事行动,他对戈登十分欣赏:“看这个英国人战斗,真是疲惫的眼看见美景,沉重的心喜获甘露……如果有什么能和曾国藩的学识一样让我敬佩,那就是这个英国军官的指挥才能。” 由于戈登禁止常胜军攻陷城池后大肆掳掠,他必须保证充足的军费来源。李鸿章供应淮军已经捉襟见肘,于是时常拖欠常胜军的军饷,大概是想迫使常胜军通过劫掠自给自足。不想戈登坚持原则,绝不松懈军纪。由於欠饷,常胜军几次哗变,都被戈登以铁腕手段镇压下去。戈登数次向李鸿章索要军饷未果,火冒三丈,公开指责李鸿章和淮军将领营私舞弊,截流常胜军的军费。9月,李鸿章对戈登的评价开始变得客观许多:“(戈登)有不少缺点,他心高气傲,脾气暴躁,没完没了地要钱……虽然我对他颇有微辞,但他的确是一个有高尚情操的人,我依然很欣赏他……他是一个诚实的人,只不过较难相处。” 

戈登与起义军激战于江浙两省,在中国二年内参加了三十三场战役,攻克城池数十座,其中一个战役历时一年半,仅费军需一百万金,人们都认为这是奇功。戈登十分谦逊地说:“平叛如此乌合之众,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如果假以时日,中国官兵也可以平叛的。可是中国的上级官僚急功近利,于是在上海招募外洋无业亡命之徒,让这些人平乱;不知道这群人完全是冲着利益来的,反复无常,将会为中国留下无穷祸害,比土匪所造成的危害还要严重。我得以带领这只部队,严加约束,事后设法遣散,不让他们留下隐患。这是我为中国立下的一点微弱之功。”

戈登在1864年春天给他母亲的信中这样写道:“我想,如果我能活下来,圣诞节之前应该能回家。我承受的损失惊人,100名军官伤亡48人,3,500名士兵伤亡1,000人。不要说我脾气倔强,但我真是不在乎提升或荣誉。我知道当我离开中国时,我会和来时一样穷。但是我想,通过我的努力,数十(万)的生命能够得救,我就心满意足了。”

1863年春,李鸿章率领淮军攻打苏州。太平军主帅谭绍光主持苏州防务,他对天国忠心耿耿,督军死战,但是太平军内部不和,谭绍光与部下郜云官等将领貌合神离。李鸿章得知这一消息,果断采取了“剿抚并用”的策略,一面派兵猛攻苏州城,同时又让手下大将程学启前去劝降。试图分化瓦解。

程学启原是太平军降将,在阳澄湖的一条小船上,他秘密会见了苏州守将郜云官。郜云官见太平军大势已去,早已萌生投降之意,程学启马上趁热打铁,向郜云官转达了李鸿章的承诺,只要他肯斩杀主帅谭绍光,献出苏州城,朝廷将封他为二品武官,决不食言。谈判进行得很顺利,双方各取所需,一拍即合。

协议既已达成,郜云官提出了最后一个条件,必须由英国人戈登出面作保,否则免谈。李鸿章答应了郜云官的条件,由戈登当面作证,双方折箭为誓,相约起事。几天后,郜云官等八将依计行事,刺杀了主帅谭绍光,打开城门迎淮军入城。郜云官虽已投降,却没有立即解散旧部,而是向李鸿章提出请求,将自己的部队完整地编入淮军。这让李鸿章起了疑心,杀机顿起,先前的承诺早已抛到脑后。当晚,李鸿章先将戈登支开,然后传令宴请郜云官等八位降将,说要论功行赏,以示庆贺。八位降将深信不疑,兴高采烈地前来赴宴领赏,哪知刀斧手早已埋伏帐下,结果八颗人头当场落地!

戈登很快知道真相后,竟然抱着郜云官的首级当场痛哭。因为事先约定投降条件时,戈登是证人,现在李鸿章言而无信,等于让戈登也背上了失信的恶名。戈登认为这是奇耻大辱,怒不可遏,马上拿起左轮手枪,在苏州城内四处寻找李鸿章,要与他决斗。李鸿章万没料到,洋人把信誉看得比命还重要,反应竟会如此激烈。他自知理亏,只好躲起来,避而不见。戈登却不依不饶,又向各方写信,揭露李鸿章的杀降丑闻。他还向清政府建议,立即将李鸿章撤职查办,并将苏州城交还太平军。在戈登的影响下,事情越闹越大,列强甚至签署了一份严厉谴责李鸿章的决议,并警告说,此事可能使列强不再帮助清政府。好在清政府这次坚定支持李鸿章,认为其所作所为并无不妥,李鸿章才免去一场大祸。李鸿章为平息事态,首先厚葬了被杀的太平军将领,并在报上发表公开声明,说苏州杀降是清政府的决定,与戈登无关。然后,他又拨出白银7万两重赏“常胜军”,另拨1万两单独奖给戈登,但戈登拒不接受。最后此事不了了之。

戈登到昆山以后,向英国公使提交辞呈,但被再三挽留。戈登拒绝接受李鸿章的一万两白银的赏金,还打算拒绝朝庭的一系列封赏,“由于攻占苏州后所发生的情况,我不能接受任何标志皇帝陛下赏识的东西” 。但在公使的规劝下,戈登最后还是接受了清政府的嘉奖。戈登回到英国以后,将清政府颁发给他的纯金奖章熔掉捐给了慈善机构,只保留了黄马褂。这件黄马褂至今依然存放于英国的戈登纪念馆。

1864年3月,戈登终於抛弃前嫌,面见李鸿章商议战事,两人都避而不谈“苏州杀降”一事。接下来常胜军又攻陷数座江南城池。5月,常州城破,太平天国

在苏南最后的军事重镇陷落。于是常胜军在昆山解散,戈登随即返回英国。

戈登和程学启并肩作战时结下莫逆之交,两人以兄弟相称。“苏州杀降”事件以后,戈登憎恶程学启背信弃义,手捧郜云官的首级痛哭,发誓与程绝交。不久程学启去世,戈登又悲不自胜,将两面“程”字战旗带回英国,留作永久的纪念。

李鸿章划银1500两在上海建立了常胜军纪念碑。

戈登临别,赠言二十条给李鸿章。此事见《李鸿章全集》之《译署函稿》卷十一。这些赠言包括:
  一,凡中国与外国议约须在中国商议,因中国官员若往外国则易于受蒙必致失其本心,终于获罪;……
  三,中国现有深通外国语言文字之人中国大员并不重用,所用者多非通才。须知中国通晓外国语言文字之人必有所能替中国办事,较用洋人之通华语者受益多矣……
  五,中国必为自强之计,否则洋人不能相助整顿一切。务须逐渐兴办此条,必当切记……
  六,中国一日以北京为建都之地,则一日不可与外国开衅。因都城距海口太近,洋兵易于长驱直入,无能阻挡,此为孤注险……
  九,中国须遍地设立电报,修理运河。此二事较整顿水师尤为紧要。中国有不能战而好为主战之议者,皆当斩首。中国欲与外国争胜,当使华商自往外国,径向制造厂家购买各货,则洋商不能于中取利……
  十三,中外交涉未结之案甚多。中国宜派专员查究并从公了结。因各案不结,外国不无介意,实于中外交情有……
  十八,中国宜在香港、澳门两处各设领事一员……
  二十,中国急宜设立税务学堂,令华人学习关税事宜,以备接替洋人……
  戈登的“中国有不能战而好为主战之议者,皆当斩首”一语,甚为惊人,直接针对清流派尚清谈而不顾国情、空言误国的主张,果若如戈登之言,中国则无辛丑条约之苦。可见戈登既对中国有真知灼见,而且对中国深怀感情。简单地说戈登是屠杀中国人的侩子手的结论无疑是有失偏颇的。太平天国运动如果成功将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一场浩劫,不能将革命史观强加于正常的历史见解。

清人李岳瑞撰《春冰室野乘》《戈登遗言》篇中说:“戈登,曾经为中国立下功劳,他隶属李鸿章帐下十余年。后来回归英国,死在埃及任上。我国的朝廷官员提及他,认为其不如英人华尔。可是华不过是一战将,戈登则具有文武才略。况且他忠于我国,这些是不可淹没的。他回英国时,曾经给李中堂上书献出十条策略,论外交军事十分详细,可惜的是我们对他的所言不能认真对待。假使及时听从他所言,何至有后来割地赔款丧权辱国的祸端?这些大不幸正是戈登所提醒的,我们事事没有不遭此祸乱的。现在戈登已经离开我们三十年了,情况却是每况愈下,糟糕透顶之极。倘若戈登知道了这些,也会哀叹他对中国所说的那些话不幸被言中啊。”

1879年8月,中国驻俄公使崇厚未经清政府批准,同俄国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里瓦几亚条约》,消息传来,朝野大哗。翰林院中以张之洞为首的清流上书朝廷,力主撕毁条约,内惩崇厚,外抗俄夷;诸疆臣中左宗棠主张“先折之以议论,委婉而用机;次决之以战阵,坚忍而求胜”,倾向主战派;而李鸿章认为“崇厚所定俄约行之却有后患,若不允行后患更亟”,力主通过外交斡旋争取修订条约。主战派意见在朝廷成为主流,一时间中、俄之间战云密布李鸿章通过总税务司赫德请戈登来中国,想利用他的声望说服各主战大臣,争取和平解决中俄争端。1880年7月,戈登在阔别中国16年以后,再次来华。此时戈登虽然已经47岁,但依然心直口快。在和主战派大臣们会面时,戈登说了一席话,让旁边的译员惊恐不安,拒绝翻译。戈登于是拿出一本字典,翻到某一页,将他想说的词指给大家看。戈登指出的赫然是“愚蠢”二字。慈禧经过庭议,采取了一个折中办法,将崇厚治罪,派驻英公使曾纪泽赴俄修约。曾纪泽经过艰苦的谈判,同俄国签订《中俄改订条约》,终於使伊犁等地和平回归中国版图。避免了一场与俄国的战争。

戈登之死。

19世纪中下页,苏丹被埃及占领。埃及占领苏丹导致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奴隶贸易的泛滥。大批奴隶贩子云集苏丹南部,和当地部落首领相勾结,将奴隶贩卖到开罗和君士坦丁堡。埃及总督赫迪夫邀请戈登治理苏丹。
  戈登满怀热情踏上苏丹之旅。他在备忘录中写道:“中非的荒漠和沼泽将被开发,接受文明的福音;猖獗的奴隶贸易将被扑灭;当地野蛮的居民将习惯自由、公正和繁荣。”戈登到达苏丹以后,发现苏丹政府一贫如洗,於是主动将自己一万英镑的年薪降到两千英镑,立刻赢得当地人民的景仰。
  戈登先出任苏丹赤道省总督,两年以后出任整个苏丹的总督。他在苏丹的六年间,骑着骆驼行程八千五百英里,足迹遍及苏丹全境。在打击奴隶贸易之外,戈登还致力于改革苏丹的政府机构,修筑道路和桥梁,以及建立象牙的政府专卖,以开财源。
  戈登的热情很快被严酷的现实浇灭。苏丹的奴隶贸易已经深植当地社会经济的脉络之中,由埃及、土耳其等地巨大的市场需求驱动,戈登个人的努力显然是杯水车薪。六年间戈登率领几百人的队伍四处奔波,对奴隶贩子围追堵劫,解救数以万计的奴隶。但戈登很快发现被解救的奴隶根本无力谋生,赤贫的苏丹政府更是无力供养,於是他们很快又出现在各地的奴隶市场上。戈登抓获了一批奴隶贩子,把他们送到开罗,请埃及总督赫迪夫严加处置。没想到这些奴隶贩子不但立刻获得自由,还成为总督的座上宾。这也难怪,奴隶贩子们的进贡是埃及政府的主要财政收入,赫迪夫怎能不善待自己的财神呢。
  经过几年徒劳无功的努力,戈登对苏丹的状况有了更清楚的认识:“当你能把浸透到纸里的墨迹弄出来的时候,你才能停止这块土地上的奴隶贸易。”戈登明知不可为依然勉力为之,他在备忘录里写道:“我明白自己力量有限,因而乞求上帝;我将不问成败,一切交由上帝安排。” 戈登在苏丹期间,一个名叫佐拜尔(Zobeir)的当地部落首领通过奴隶贸易聚集财富,组建了一支数万人的军队,有意挑战埃及政府的权威。佐拜尔本人被引诱到开罗软禁起来,而他的儿子苏莱曼(Suleiman)公开起事,围攻埃及军队在苏丹南部的据点。戈登不战而屈人之兵,只带了一个翻译骑着骆驼穿过85英里的沙漠,突然出现在苏莱曼面前,戈登的出现导致叛军阵营的分裂,一些部落首领当场投诚。戈登命令苏莱曼两天之内放下武器,解散部队,而苏莱曼完全被戈登的凛然正气所镇摄,俯首贴耳一一照办。1878年,戈登前往开罗解决埃及政府的财政危机,苏莱曼又起兵造反,很快兵败被杀。
  1880年,戈登递交辞呈,怅然离开了辛苦经营了六年的苏丹。

当年夏季后,戈登前往南非,负责处理棘手的土著事务。戈登无论在哪里,都不改其直言不讳的风格,他曾公开批评英国的爱尔兰政策,支持爱尔兰的自治运动,并因此得罪了英国政府。1882年戈登晋升少将。离开南非以后,戈登有一年多的时间处于赋闲状态,他于是前往巴勒斯坦,沉浸于圣经的历史研究,写了两千多页手稿。1883年底,戈登接到比利时国王的公函,请他出任刚果总督。戈登接受了邀请,返回英国为非洲之行做准备。
  戈登于1884年1月回到英国,戈登的老朋友沃斯利代表国防部和他会晤,请求他再次出任苏丹总督。其任务主要是负责撤离在苏丹的埃及侨民。那时,苏丹发生马赫迪领导的民众起义。
  戈登却力图解决苏丹危机,通过自己的坚持,影响英国政府出兵干预苏丹政局。结果遭到英国首相格拉斯通的强烈反对。戈登于1884年2月18日抵达喀土穆,仅仅一个月以后,马赫迪军队就完成对喀土穆的包围。戈登只在合围之前将城中的妇孺抢运到埃及。维多利亚女王于3月25日打电报给国防大臣哈廷顿爵士(Lord Hartington):“这真是骇人,戈登将军面临危险,你一定要解救他…你肩负了一个艰巨的任务。”

格拉斯通认为:“出兵苏丹,是对一个争取自由的民族的征服战争… 他们争取民族独立和自由的斗争是正义的。”格拉斯通表示,如果戈登的确处境危险,则政府责无旁贷应该出兵救援。但事实上喀土穆虽然陆路断绝,水道依然畅通,戈登随时可以乘汽船撤出喀土穆。戈登陷于险地完全是自觉自愿的。

戈登却认为如果政府一意孤行,将会蒙受“洗雪不掉的耻辱”。这一次戈登站在历史的错误的一边。

戈登于1884年2月18日抵达喀土穆,惊惶失措的喀土穆居民夹道欢迎,象迎接救世主一样将戈登迎进城里。戈登到喀土穆以后并没有动手组织撤退,而是暂停徵税,减免债务,废除酷刑,甚至宣布奴隶贸易合法化。这些挽回人心的做法表现了戈登在苏丹坚持下去的决心。
  戈登随即考察了喀土穆的防务。将妇孺疏散以后,喀土穆此时仍有四万人口,和八千埃及守军。城中存粮充裕,可以坚持半年。最让戈登喜出望外的是八支小汽船,改装成炮艇以后,可以用来控制尼罗河航道。5月初,苏丹北部重镇柏柏尔(Berber)陷落,喀土穆成为名符其实的孤岛。戈登咬紧牙关,固守待援,他全身心投入修建城防工事,埋置地雷,铺设铁丝网。工兵出身的戈登比照英国陆军的教科书一丝不苟地规划监督城防工程。由於苏丹政府近乎破产,戈登以自己的名义印制钞票,给官兵按时发饷,向他们保证英国政府将如数兑现。戈登还制定一套嘉奖制度,定期举行授勋仪式,以鼓舞士气。在戈登的努力下,喀土穆的防卫大大加强,马赫迪的将军们不得不放弃攻城,制定了长期围困的计划。  
  但是一个月过去了,三个月过去了,英国援军始终不见踪影。戈登在他的总督府房顶上架设了一副望远镜,每天都花几个小时的时间眺望北方,而北方的地平线始终笼罩在一层迷雾之中。一天,戈登收到了马赫迪的一封亲笔信和一个包裹,内装一套苦行僧的白袍。马赫迪劝说戈登归依伊斯兰教,穿上白袍出城投奔真主。戈登当着众人的面将白袍扔在地上用力践踏,然后一言不发,独自爬上房顶,机械地将望远镜转向北方,继续眺望。
  进入9月,尼罗河开始泛滥,水位上升,戈登的汽船因而可以渡过浅滩,一直开到埃及境内。戈登打算利用这个机会,向英国政府和公众进一步解释他的立场。戈登将几大箱文件,包括他和副手斯图亚特的围城日记,以及一封呼吁信,装上汽船“阿巴斯”号。临行前,英、法公使和助手斯图亚特都表示想随船离开,戈登爽快地答应了。“阿巴斯”号离开后,不幸在途中触礁沉没,船上乘员逃到岸上,被当地部落首领全部杀死,向马赫迪请赏。
  戈登拒绝乘船撤离,再一次证实了格拉斯通的判断。戈登一直都有机会离开喀土穆,但他选择了留下和喀土穆共存亡。英国驻埃及公使巴林在备忘录中表明,此时戈登的职责就是设法撤离喀土穆。如果执意留下,则意味着英国政府将不得不出兵救援,势必消耗大量人力物力;如果离开,喀土穆四万居民将横遭涂炭。因为,先前柏柏尔城陷落以后即惨遭野蛮屠城,喀土穆城破之后只怕也逃不了相同的下场,戈登作为苏丹总督,对喀土穆居民的生命财产安全负有义不容辞的责任。以戈登的强梁性格,临阵脱逃是完全不能接受的。

英、法公使和助手斯图亚特离去以后,戈登更加孤独,每天花很多时间写他的围城日记。这些有幸保留下来的手稿,记录了三百多天绝望的等待中戈登的心理历程。戈登在日记里重申他的原则:“我庄严宣告,在喀土穆每一个愿意撤离的居民安全撤离以前,在一个有效的政府建立以前,我不会离开苏丹;因此我不会遵从任何让我撤离的命令,我愿意冒一切风险,留下来和此城共存亡。”
   这是赤裸裸的抗命不遵,但戈登天生不是一个顺从的人,他在日记中自嘲地说:“我绝不会雇佣象我这样的人,我是不可救药的。”

随着时间的推移,戈登起初的信念也逐渐产生动摇。他估计城中四万居民中,至少有三分之二的人愿意投靠马赫迪。“埃及官员无能,士兵怯懦,”戈登沮丧地发现,“为他们牺牲真不值得。” 他的尊敬都留给了对手,“马赫迪的信徒都是坚定的战士,能够忍受饥渴,舍生忘死,真是坚如磐石。” 在他心目中,马赫迪士兵才是他喜欢带的兵。戈登虽然认定马赫迪欺世盗名,但他的日记字里行间随处可见对马赫迪的尊敬。一天有谣言传来,马赫迪在城外出现,要求面见戈登,戈登居然一脸的兴奋之色。

12月14日,戈登的最后一艘汽船装着他的日记离开喀土穆。戈登写给他姐姐的最后一封信中言道:“我知道女王的政府会因为我强迫他们出兵而怒气冲天…由于援军的延误,这应该是你看到的最后一封信了。不过上帝主宰一切,他的意志将会得以实现。由于条件的限制,恐怕我在此的作为会显得不那么辉煌…我非常快乐,感谢上帝,我已经尽力履行了我的责任。”

马赫迪大军于1月26日对喀土穆发动总攻。在饥馑中苦熬了一个多月的守军只抵抗了几个小时,喀土穆终於陷落。城中四万军民几乎被屠杀殆尽。根据英国官方历史记载,马赫迪士兵冲进总督府以后,发现戈登身着将军制服,手持指挥刀,站在楼梯上等着他们。戈登和总督府院内黑压压的马赫迪士兵对峙了几分钟,一时间鸦雀无声。这时一个名叫沙辛(Taha Shahin)的马赫迪将领大喝一声:“遭天谴的家伙,你的末日到了!” 话音未落便投掷出手中的长矛,透入戈登的胸膛。戈登一脸的轻蔑,身体只是晃动了一下。接着又有两支长矛刺中戈登,戈登这才倒地,马赫迪士兵于是一涌而上,刀斧齐下。戈登死后,他的头被马赫迪士兵割下来高挂在树上示众,那一双无神的眼睛依然瞪视着北方。

戈登的死掀起轩然大波,他效力过的国家纷纷发电表示震惊和哀悼。65岁的维多利亚女王痛心疾首地写信给戈登的姐姐:“我不知该怎样表达我此刻的心情。您敬爱的、高贵的、英勇的胞弟,为他的国家和君主尽忠报效,不惜牺牲自己,到底未能得救。我竭尽全力促使派遣他的那些人做出救援 ……我的悲痛真是无以言表!您弟弟壮烈而悲惨的命运,是英国名誉上永久的污点!” 首相格拉斯通立刻成为千夫所指的罪魁祸首,几家报纸直接称他为“戈登谋杀犯”。

马赫迪没有福气享受他的胜利果实,于同年6月得暴病身亡。阿布杜拉(Abdullahi)接任哈里发,成为“马赫迪亚国”的统治者。马赫迪亚政权延续了13年,期间内战频繁,奴隶贸易猖獗,苏丹人民选择的政权并没有给他们带来幸福的生活。时至今日,苏丹仍然不得安宁。南部苏丹刚刚脱离苏丹而独立,似乎苏丹问题快接近解决了。

戈登从政治理念上看应该是个自由主义者,这从他支持爱尔兰自治的言论可以证明。但是戈登的理想主义,基于宗教热情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以及宁折不弯的性格,使他选择了和苏丹共存亡。戈登丧生喀土穆,实际上是为英国的帝国主义道路殉难,这大概有违他的初衷。

今天,在伦敦有戈登纪念馆和戈登纪念雕像,英国人认为他是维多利亚时代的英雄。

附:戈登生平

戈登全名为查理·喬治·戈登(Charles George Gordon)(1833年1月28日—1885年1月26日),生于1833年1月28日,父亲是英国皇家炮兵部队的一位中将。
  戈登幼年就读陶顿公学,15岁进入皇家军事学校,成为一名士官生。1852年戈登军校毕业,进入皇家工兵部队,军衔少尉,派到威尔士潘布卢克(Pembroke)修建海港设施。20岁的戈登正处于建立人生观的阶段,在一个名叫德鲁(Drew)的好友影响下,戈登成为一个非常虔诚的基督徒。1854年,戈登自告奋勇加入英国远征军到克里米亚参战,先参与修筑冬季营地,然后到前线去测绘俄军的战壕。克里米亚战争结束以后,戈登被派去测量土耳其和俄国的边界线,  1859年返回英国。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戈登跟随英军后续部队,于当年9月到达天津。战争结束以后,戈登随英法联军在北京驻扎了一年多,然后移驻上海。

1863年3月出任上海“常胜军”指挥。1864年5月回国。1865年10月,赋闲了一年的戈登被派到泰晤士河口的格雷夫森(Gravesend),主持修建沿泰晤士河的国防工程。

戈登在这里一干就是六年。据戈登的备忘录记载,在格雷夫森这六年是戈登一生最快乐的时光。由於于泰晤士河的国防工程无关紧要,戈登没有追求进度的压力,他每天工作到下午两点,然后就去做社工,援助当地的贫困居民。戈登出资创建了“格雷夫森乞丐协会”(Gravesend Mendicant Society),专门帮助那些流落街头的儿童;他还给一些无依无靠的老年人支付养老金。据估计戈登将他  三千英镑年薪的90%用于各种慈善事业。

1871年,戈登被提升为上校,出任“多瑙河委员会”委员,负责解决多瑙河口的领土纠纷。1872年,戈登在君士坦丁堡结识了埃及总理努巴尔(Nubar Pasha),让后者印象深刻。次年,戈登接到了埃及(总督)赫迪夫(Khedive Ismail)的信函,邀请他出任苏丹赤  道省(Equitoria)的总督。在得到英国政府的批准以后,戈登于1874年初走马上任。戈登先出任苏丹赤道省总督,两年以后出任整个苏丹的总督。1880年,戈登递交辞呈,离开了苏丹。1880年7月,戈登在阔别中国16年以后,再次来华。1880年夏天的中国之行以后,戈登前往南非,负责处理棘手的土著事务。戈登无论在哪里,都不改其直言不讳的风格,他曾公开批评英国的爱尔兰政策,支持爱尔兰的自治运动,并因此得罪了英国政府。1882年戈登晋升少将。离开南非以后,戈登有一年多的时间处于赋闲状态,他于是前往巴勒斯坦,沉浸于圣经的历史研究,写了两千多页手稿。1883年底,戈登接到比利时国王的公函,请他出任刚果总督。戈登接受了邀请,返回英国为非洲之行做准备。

戈登于1884年1月回到英国没几天,戈登的老朋友沃斯利就代表国防部和他会晤,请求他再次出任苏丹总督。戈登于1884年2月18日抵达喀土穆,于1885年1月26日战死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