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东莞网络小说下:新中国第一任驻印尼大使王任叔为何任期未到就被罢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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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第一任驻印尼大使王任叔为何任期未到就被罢官?

核心提示:外交部上上下下虽然也纷纷有所议论,但却没有那么多的不同看法。总的说来,国内如何对待和处理此事,大家都听中央的。而中央有关领导对此事,也认为“王的行为举止影响了中国人的形象”。

文章摘自《中国涉外事件秘闻》 作者:程远行 出版:作家出版社

外交部建部初期,干部来自五湖四海。这些干部都是经过革命考验和有过外事锻炼的优秀人才。他们大多是听从分配、忠心耿耿、埋头苦干、不计较个人得失的精英。

外界对外交部的反映是,搞外交的这帮人是一代人的幸运儿。外交部是周恩来亲自领导的单位。外交干部也将是在周恩来的关怀和指导下,成长壮大。这一点比政务院其他部门要优越得多。

事实上,也确实如此,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不久,周恩来就到外交部,和全体干部一起开了一个外交部成立大会,并作了一个重要讲话。他在讲话中,就如何做好外交工作,提出了许多忠告。这些忠告记录,有的干部一直保存了五十多年,也不肯丢掉。当外交工作走上轨道之后,外交部的人又经常被周恩来找去开会,研究国际形势、研究重大办案,并在周的要求下,建立了一套三结合(老、中、青)的调研制度,为外交部的调研和办案工作,打下了非常好的基础。这一点确确实实是外交部干部得天独厚之处,也确实是我们这一代干部能在事业上有所提高的有利条件。外交部干部可以出国,这又是一大优越性。国家一成立,只有外交部和外贸部的干部可以走出国门,到驻外各使领馆工作,其他各单位没有或很少有这个机会。这一点确也值得人家羡慕。

但是,在建部初期乃至五六十年代,干外交的这帮人有些什么苦衷和教训,外界不一定了解。尽管这些苦衷和教训和国家大事相比,微不足道,但有些苦衷和教训却大大地启发和教育了一代人。

现在介绍一个被贬、被迫害,而又无处诉冤的大使。

1950年初,外交部通过中央调来了一批部队出身的兵团干部和一批长期从事地方领导工作的干部,准备派到各建交国当大使。

以上两种人当中,还有二至三名文化人,其中一位是撰有不少著作的名作家,他叫王任叔。

1950年8月,王任叔带上几位外交官,去印度尼西亚,出任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印尼全权大使。但王到任仅仅一年,就被下令调回。

王任叔是浙江省奉化人,又是1924年入党的老革命。在王入党的前一年,中共第三次代表大会曾通过一个国共合作的方针。于是王的工作也就在党的领导下,自然地进入了国共两党第一次合作时期。

于1926年,在巩固了广州革命根据地之后,开始了著名的北伐战争,以实现孙中山的遗愿,打倒帝国主义扶植的吴佩孚、孙传芳、张作霖等封建军阀势力。

王任叔由于和蒋介石是同乡,便被调到蒋介石领导核心部门,从事机要工作。于1926年,王在广州出任北伐军总司令部秘书处秘书。

北伐战争是各个党派、各个阶层在统一战线的基础上进行一场反军阀的战争。因此,参加北伐战争的各派政治势力,都有各自不同的政治目的。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的目的是,为了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右派的目的是,利用北伐战争,扩大与发展个人势力。因而,在北伐战争中,国共两党之间、以及各军队派系之间,都存在着错综复杂的矛盾。这也就预示着,北伐战争中的统一战线,必然是短命的。

战争没打多久,仅在北伐的第二年,蒋介石便背叛孙中山的国共合作和反帝反封建政策,他联合汪精卫,勾结帝国主义,向革命人民举起了屠刀。精明强干的王任叔发现蒋要背叛革命,便立即偷偷地离开了北伐军总司令部。

王任叔以为秘密脱离虎口,远走高飞,不会被人重视,却没想到,蒋介石的特务随即布下了天罗地网追捕他。

在白色恐怖、大屠杀的年月里,王任叔想侥幸逃脱追捕,谈何容易。

当时,中共处于幼稚时期,再加上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的错误领导,使一大批参加北伐的革命人士、中共党员遭到蒋某残酷镇压,追捕的追捕,杀头的杀头。没有多久,王任叔在宁波被捕。

王任叔出狱后,隐姓埋名,在中学当了一名教员,并寻找机会和组织取得联系。

在一时没有和组织取得联系的情况下,王任叔只能以教员为掩护,拿起笔、写文章,以宣传革命为宗旨,在人民群众中继续开展活动。但苦于一个人在白色恐怖下孤军作战,也很难作出任何有起色的作为。

后来,潇洒倜傥的王任叔不堪寂寞,当他和组织取得联系之后,便离开了宁波,东渡日本。

王任叔在日本一方面通过学习,进一步了解日本在明治维新后,废除封建割据和武士特权所出现的现代化改革,同时也实地考察日本新兴资产阶级与保存下来的封建贵族相结合,如何利用国家权力,迅速发展资本主义和其走上对外侵略的发展事实;另一方面,他和常驻日本的华侨、留学生一道开展一些“支持国内革命”的宣传活动。

王任叔在日本期间,向众多留日学生介绍北伐战争失败的症结。他的这些活动对推动一些人正确认识国内革命形势,澄清思想,起了很大作用,给留日人员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1930年,王任叔回国,到上海从事革命活动。由于他曾是新文化运动的支持者,而且又是早期文学研究会成员,曾写出过许多脍炙人口的诗歌和小说,在中国文化界享有一定的声誉,所以他到上海后,立即加入了上海的“左联”。

抗日战争爆发后,大多数作家艺术家经由广州、桂林、武汉转到各地,有的到了前线,有的到了解放区、到了延安,有的去了重庆。而上海则是一代左翼进步作家和艺术家聚集的地方。

王任叔在上海,利用他自己的有利条件,在文化界、作家中从事统战工作,以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文化界人士,共同开展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活动。

与此同时,为了便于宣传工作,有关方面还安排王任叔担任了一段海员总工会党团委员。在这一时期,由于王善于合作、作风随和、会团结人以及他那文化人的气质,很快就成为党在上海统战工作的骨干,深受各方的重视和欣赏。

王任叔在上海挥动着他那锋利而流畅的笔杆,以他那爱国抗日的赤诚,写出了大量文章,宣传坚持抗战、坚持团结、坚持进步。他还先后编辑了《译报》副刊、《爝火》、《大家谈》以及《申报》副刊《自由谈》,还主持过《鲁迅全集》的编辑工作。同时,他又以巴人、八戒、行者等各种各样的笔名写出并发表了大量诗歌、杂文。因而,有许多人评论说,王任叔在上海作家中,是从事抗日活动最活跃、写出的作品最多的作家之一。

1941年,由于上海“孤岛”沦陷,王任叔则远走南洋,到了印度尼西亚。他在国外协助胡愈之在华侨中开展文化宣传和统战工作。经过几年的努力,王的工作卓有成效:提高了当地华侨的爱国热忱,增强了当地人民和华侨反抗日本侵略的信心。王写出的文章,像一颗颗革命火种,在国外生根发芽,颇有一定的影响。

日本投降之后,王任叔又身体力行地投入华侨爱国民主运动和印尼人民的某些政治斗争。

王任叔在印尼的一些政治活动,引起了当地政府的注意。

1947年,荷兰当局为清除革命活动和共产党及其组织,便下令驱逐一些革命活动中的显要人员,其中包括王任叔,并限制在一定的时间内,离开印度尼西亚。

王任叔离开印尼,去了香港,后又从香港到了解放区,并在中共中央统战部任职。

从以上情况看,王任叔完全具备一个从事外交工作的基本条件:

一、王任叔进外交部前就已有26年的革命生涯,他辗转南北、国内国外,锻炼出一身刚直不阿、威武不屈、忠贞不渝、坚强而又稳健的性格。

二、王会写文章,他文笔流畅,善于捕捉,善于归纳、总结。他搞外交调研的基本功会高人一筹。

三、王一身文人气质,豪放不羁,语言丰富。他搞了很长一段时间的统战工作。他待人诚恳、善解人意,情意切切,会交朋友。人称,他具有交朋友办外事的独特素质。

四、王略懂外语,虽然不精,但比不懂外文者,略高一筹。

根据以上四点,可以断言,王任叔应该是个搞外交的好坯子。

可为什么王任叔出任印尼大使仅仅只有一年,椅子还没坐热,任期远远不满,就被罢官撤回了呢?

是王在执行外交政策上犯了错误吗?不,他在这方面没有错;是犯有大国主义错误吗?如某大使和驻在国元首在二战期间很熟,战后,他出使该国后,仍继续称该国元首“老×”,很快就犯了大国主义错误。而王没有这类错误。

要么是王不遵守驻在国的法律,或与驻在国当权派没搞好关系,而被宣布为不受欢迎的人?也不是。

要么是使馆内部闹不团结,大使无法驾驭,而干不下去了?也不是。

那么到底是为什么王被罢官撤回呢?

说穿了,就是王任叔在战争年月里,长期自由散漫惯了,养成了一种不拘小节的毛病。这毛病虽然并不属于做人的大节问题,但它却给王带来了一场终身难以挽回的灾难。

1951年10月1日,王任叔在我大使馆主持了一次庄严而又隆重的国庆招待会。

国庆招待会对任何国家驻外使节说来,都是一件十分重要的外交活动。在这一年一度的国庆招待会上,大使要以个人名义邀请驻在国的元首或政府首脑以及其他重要官员前来使馆做客,还要邀请使团各国使节、重要外交官和社会名流、友好人士等来使馆出席。因此,国庆招待会不仅是各国驻外机构的一个重大外交盛会,也是驻在国当局十分重视的外交活动。

作为刚刚上任不久的王任叔,就更是要小心翼翼、不遗余力地把这招待会筹划好、办好、办成功。他的方针一是,要尽量照顾好主宾、驻在国的国家领导人,使对方能领略到中国对驻在国的尊重和中国的待客之道。同时,也不怠慢八方来客,以给每个来客都能留下美好的印象,以利于今后的友好合作;二是,要通过和各方人士的接触,多交一些驻在国和使团的朋友。还要利用机会,了解一些感兴趣的情况和宣传自己,以增进各界人士对新中国的了解。最后一点是,王在上世纪四十年代末,长期侨居印尼,对印尼的历史研究很感兴趣,因而他一上任,就计划写一本印尼历史书,留给后人。因此,在招待会上,他要和来宾中的社会名流就印尼历史问题进行接触、交谈,以丰富自己的书稿。

以上各点筹划都是王任叔在这两个小时的国庆招待会一一要做到的。

这天气候有些热,来宾又多。客人友好而又礼貌。主人更要热情而又周到,不敢有丝毫懈怠,因而,两个小时的招待会下来,王任叔等使馆人员累得精疲力竭。

王任叔的身体还算不错,但也累得叫苦连天。

当王任叔看到招待会开得很不错、很成功,来宾们都带着满意的喜悦、说了不少赞美的话后,一一离开了招待会场地,他也忘了自己的劳累,心情也随即舒展了开来。

招待会已告结束,客人已经全部离去。

王任叔的中枢神经也随之开始由紧张转为松弛,他东看看、西看看,脑子里反复想的是,他在客人中间的活跃周旋和来客们的喝彩。

接着,一种成就感使他有些陶醉、使他有些飘飘然。当发现招待会场地上只有使馆人员时,他便有些忘乎所以了,他那长期养成的自由散漫、不拘小节的毛病,就地复发了。

王任叔大吼一声:“同志们!我们可以歇歇脚了!”接着,他把自己的上衣脱掉。这时,他虽然已觉得阵阵凉风徐徐扑身而来,冲淡了身上闷了两个小时的内热,但他仍然还是觉得不过瘾。于是他干脆就不假思考地把衬衣也脱掉。这时,他顿感得意,情绪也随之振奋了起来。他光着双膀,走到酒台前,拿起一瓶饮料,举起就喝。喝了一口后,他还对在场的馆员说:“大家辛苦了!”说罢,又举起小水瓶,猛喝了一口。

正在此刻,也不知从什么地方蹿出一个外国记者,在谁也没有发现的那一刹那,他端起相机,对准王任叔粗野喝饮料的洋相举止,连续按了几下快门,便把王这一不雅的姿势拍走了。

王任叔被拍照一事,在场的许多人都没发现。有的馆员看到此事此景,还没来得及反应过来,该外国记者早已扬长而去。而王任叔本人根本就没发现自己被拍的事。甚至有人从侧面讲到此事,王也不以为然。王还认为,这有什么了不起,招待会已经结束,我们是在自己家里,为什么还不能脱下衣服松快一下。这些记者又偷偷摸摸回到我们使馆里乱拍,不管他出自什么目的,是友好、还是别有用心,都是无济于事,很无聊的,用不着大惊小怪的。他说,老子忠于职守、南征北战、国内国外、枪林弹雨,在蒋家枪口下,我都平安无事。一个记者在这个地方还能翻腾出什么大浪?!俗话说,脚正不怕鞋歪。敝人怕君子不怕小人。我虽人在他乡,但对小人的小动作,何惧之有,螳臂挡车,不足挂齿。

当夜无事,翌日清晨,在印尼各大报纸上,出现了一条爆炸性的新闻。

许多报纸的头版头条报道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印尼大使馆举行招待会的新闻。这新闻除讲到出席招待会的规格和招待会上的友好气氛外,还刊登了招待会的现场照片。其中有一张照片,就有王任叔光着膀子、手举饮料瓶对嘴喝的镜头。

有的报纸在刊登这幅丑化王任叔照片的同时,还添枝加叶地进行了一番歪曲说明,从而大大丑化了王任叔的形象,丑化了新中国驻外大使的形象。有些仇视中共的报纸,更是借题对新中国不遗余力地大肆造谣、攻击和冷讽热嘲,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这一照片的刊登,很快就成为印尼官方、民间以及使团中议论的主要话题。有人愤而不平,有人幸灾乐祸。也有人认为这位拍照的记者,虽说有其不可告人的目的,但这记者所拍的镜头,确实也是客观事实,无可非议。而多数人认为,作为一个使节的业余生活、或是非正式外交活动后的个人隐私,是属法律保护范畴,记者是不该干预的,更不该利用记者特权,不征得本人同意,就随意窃照并予曝光。这是不道德的。因此,有些主持公道的友好人士,都普遍认为,这类故意中伤个人的报道,不必重视。

从事后观察,这位出风头的记者,若不是在蓄意制造事端,或不是出自政治需要,是不会干出这种不光明正大的勾当来。这位记者不管他事后如何飞黄腾达,如果他真的了解王任叔从此遭到的灾难,他会平静地生活吗?会堂堂正正地去见他的上帝吗?

尽管此事出现过许多不同的反映和看法,严格说来,并不应该影响我国内对此事的处理意见。

外交部上上下下虽然也纷纷有所议论,但却没有那么多的不同看法。总的说来,国内如何对待和处理此事,大家都听中央的。而中央有关领导对此事,确也及时有所表示,认为“王的行为举止影响了中国人的形象”。

在当时那种思想禁锢、纪律严明、个人自我要求十分严格的年月里,像王任叔发生的这类事,很难博得同志们的同情。即使是有人在内心里有所同情,但也讲不出与领导人不同的看法。因而,大家普遍认为:王任叔不拘小节的这一举动,严重地影响了中国人的形象!

说实在话,作为新中国的外交代表、全权大使,出现这样有损中国形象的举动,实在是不应该的。

大家知道,王任叔是位具有光辉历史的文人,写过不少脍炙人口的好作品、好诗句,曾启发和教育了一代年轻人。人们相信他不会是个居功自恃的人。大家都为他出现这样难以想象的差错而叹惜。

既然此事已经发生了,大家都该冷静地去面对。不论是国内国外的工作人员,包括王任叔本人在内,在为王痛心之余,也都会很自然地认识到,此事不管是从吸取教训角度看,还是从对外影响的严重性上看,都应该认为,王的这一过失,是个不小的错误。

人非圣贤,谁能无过。尽管王任叔的这一过失,是由于个人不慎,而被人陷害,但他个人的责任,无法推脱。

国内考虑到王任叔等人都是第一批出国的大使,素质均好。只是他们上任之前,没有经过专门训练,基本上都缺乏长期在国外工作的经验,又缺乏应对意外和不测的能力,都是仓促领任,披挂上阵,难免有错。事出有因,情有可原。但此事毕竟在印度尼西亚造成了很坏的影响,难以挽回,也难以弥补。如果再让王在印尼继续工作,似乎也有些诸多不便。为此,国内下令召回了王任叔大使。

建国初期出国任大使的老干部,虽然在新的岗位上都有诸多不熟,但并没影响他们完成外交使命,中途被调回者不多。

在正常情况下,对被调回、不再回使馆的大使,外交部仍然会将其安排在部内或部附属部门继续工作,或者间隔一段时间后,再继续安排其出国工作。而王任叔被调回之后,外交部既没对他提出什么严厉批评,也没对他提出任何处理意见;既没让他回馆工作,也没给他安排其他工作。

有两位建部初期的老人对我讲过王任叔的事。他们一位是时任外交部办公厅主任的王炳南,一位是我国驻缅甸首任大使姚仲民。姚对我说:“王任叔在大使馆光着膀子,出足了洋相,而且又被外国记者曝了光,轰动一时,成了国际新闻,成了国际笑柄,给中国人丢了脸。如此出丑的外交代表,对外影响不好,只能离开外交部。”

王炳南对我说:“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王任叔如果没有在招待会上出的事,还可调到别的使馆或部里工作,他的资历很老,历史上又有过贡献。在当时的情况下,究竟如何安排王任叔的工作,不是外交部可以决定的,得听中央的。”同时王炳南还说,“总理对外交干部要求很严,不仅要求必须遵守纪律,还要作风正派,因为外交干部出去是代表我们国家!”

关于王任叔的处理问题,下面干部也有议论。有人说:王的这个跟斗栽得不小,被勒令回国,也是咎由自取。也有人说:王任叔文才不错,会写文章,说不定人家不愿在外交岗位上受拘束。而王本人则始终为自己的过失而后悔不已,他下步做什么,没有多想。

可怜巴巴的王任叔,回国在招待所休息了一段时间后,被调离了外交部。

王任叔的资历较深,他的被调动不是外交部说了算的。据说,康生对王在招待会上的过失,提出过严厉的批评,并说王不宜搞外交。这一说法,不管是50年前,还是目前,都无法考证,但此说绝对不会是空穴来风。

康生长期在莫斯科共产国际中国小组工作,他自恃有国外工作经验,从而他对外交和外交干部密切窥测。那些年,经康生点名召回、骂回、撤回的高级外交官,也有几个,而且被康生拉下来的人,都没有好命运。

王任叔离开外交部后,他自己也没有一个曾工作过、略有根基的地方可去,他只能听从组织部门的安排。当时,尽管是个百废待兴的建国初期,用人的地方很多,但约有两年之久王仍然没有正式的工作去向。最后,组织部门也不知是根据什么尺度,于1954年安排王到人民文学出版社去负责文学出版工作。

出版社正是一个文人舞笔的地方。王任叔可以利用此地,重操旧业,挥动笔杆,写天写地、论人论事、吟风弄月,乐得可以逍遥自在,何乐而不为呢。同时又可有更多的时间和一代文人、好友,如周扬、老舍、叶君健等人一起,就共同关心的事情,互相切磋、互相交流。这岂不是一个众人、特别是文人所仰慕的好地方。

多灾多难的王任叔本可以在出版事业上,发挥他独到的长处,做出一番别人难以做出的成就。

但是,万万没想到,从天而降的大祸使王任叔一生再也没有抬起头来。

于1957年,王任叔写出并发表了一篇杂文《论人情》,又遭到党内一霸康生的批判,说这篇《论人情》是《人性论》的典型翻版。

此事至今,已过近五十年,我们再去查考王任叔的杂文《论人情》和康生的批判,似乎没有多大必要。仅从《论人情》和《人性论》两个主题,也可以分析出两者分歧的端倪。

王任叔的《论人情》无非是用文学的语言论述一下人情,讲讲自古以来人们对人情的看法;无非是讲讲一个人自然会有的喜、怒、哀、悦、爱、恶、欲等七种情感;无非是说说人之常情,说说人在集体中的许多情理之中的事。

康生对王任叔《论人情》作为《人性论》的批判,其批判内容无非是,《论人情》一文是撇开社会性和阶级性来论人情。也就是说人性论的观点是不用阶级观点去分析人,不按照人的历史发展解释人性。而《论人情》则是《人性论》的翻版;无非是在批判《论人情》时,和批判《人性论》一样,指出在阶级社会里只有具体的人性,没有抽象的人性;只有带着阶级性的人性,没有超阶级的人性等等。

综上简述,人们会有这样一个看法,既然存在各自不同的观点,也该用说服对方的办法,而不该用压服的办法。况且两者的分歧、是非曲直,一目了然。

由于党内最大的“理论权威”康生的批判、定性,王任叔的这篇杂文便成了一棵大毒草,王本人就成了散布大毒草的罪魁祸首。

从此开始,王任叔的日子就更不好过了,他不仅被撤销了职务,还被调出了出版社,被安排到东南亚研究所去工作。

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月里,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王任叔不管是被调到哪里,他作为一个《人性论》的典型代表,是不容争辩的众矢之的,是挨批、挨斗的重要对象,是被人打翻在地,还要踏上千万只脚的五类分子(地、富、反、坏、右)。从而,王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里的遭遇,就可想而知了。

1970年王任叔被强行遣返原籍大堰。有关部门在他的遣返书中,对他强行规定了三条:一、不准参加群众大会,不准参加一切社会活动;二、不准随意听收音机;三、不准出县外就医。

平心而论,这三条等于给王任叔定了性,他要么就是三反分子,要么是现行反革命分子,要么是五类分子。总之,他被剥夺了一切政治权利,一切对阶级敌人进行专政的手段,都用在了他的身上。

这位年已古稀、革命一生、才华出众、满腹经纶的老人,孤苦伶仃地一个人在老家仅仅活了不到两年,就含冤含恨离开了这个对他极不公平的人世。

在这人生最后的两年当中,王任叔在精神上、生活上极度忧闷的情况下,受尽了折磨。

王任叔刚回到大堰时,在家乡侄儿梦林的带领下,他背着自己仅有的一床棉被,迈进了自己幼年居住过的这间空空荡荡的小木屋。他面对此景,十分感慨。五十年前,他为了拯救这破烂不堪的旧社会,不怕杀头、不怕坐牢,舍命投入家乡的社会革命活动,赤手空拳离开了这个小木屋。接着,他就在中共领导下,出生入死,奋斗了一生。到最后,自己已年过古稀,却仍然是赤手空拳、孤伶一人,被遣回这间小木屋。

但是,王任叔不愧为是位久经考验的老人,在感慨之余,在一种美好期望支撑下,他一时忘了怨言、忘了埋怨,也忘了不满,他把自己这间幽暗的木屋打扫一下,将随身带回的被褥和一条毛毯,铺在一张破旧的木床上。然后拿出他带回来的一箱印尼历史的手稿和资料,拍去旅途中积累的灰尘,规规矩矩地摆在了自己的木床前。就这样,便开始了他难熬的晚年生活。

可以看出,这位百折不挠的老人、这位出版过五百万字著作的作家,不管自己身处顺境还是逆境,他一直坚持的是,自己的写作。永不停笔已经成了他终身的嗜好。当他整理干净自己的木屋后,便立即投入修改这部为之奋斗了几十年的印尼历史一书。

王任叔不停地写,在明媚的阳光下写,在暗暗的灯火下写。他日日夜夜的写作,早已成为乡亲们相传的话题。有人认为王是个有学问的人;也有人认为王是在瞎折腾。王的侄子梦林担心老人日渐衰老,支撑不了多久,便苦口劝王,不要再写了,还提醒王,如果弄不好,写出的东西,还会被人看成是大毒草,还要遭受批判,“你的苦还没受够吗?你这是何苦?!”王回答说:“人活着为了什么,还不是为了革命。过去我的文章被批判,是当时的形势造成的,错了,拿出来批判,也可以教育大家嘛!”

王任叔的这句话竟成为他留给人世间最后的一句表白,他用这句话写出了他那壮志凌云的人生,写出了他那威武不屈的一身正气,道出了他写作的宗旨,不怕别人批判,不怕别人谩骂。可是,他的这番表白,有谁会去理他呢!

通常人们都会说,意志坚强的人不会被困惑所压倒。这句话,用在王任叔身上,也不为过。但是,他毕竟是一个剩下的时间不多的老人了。

在王任叔一生到最后、仅剩下不多的日子里,让他继续在小木屋里忍受生活孤独、政治压抑的折磨,不是不可以,让他以写作寄托自己思想压力和内心的怨气,也不是不可以。但是,他担心,他看不到组织上对他的政治结论;他担心,自己被无辜陷害的冤情得不到平反,就离开人世。他不甘心。

王任叔越想越苦恼,他苦恼到了极点,他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应。他十分绝望。他多次写信给北京要求回北京、要求去干校、要求给他平反,却没有人理他。他想找人谈谈自己的苦闷,也没有人听。他日益焦虑。没有多久,他的身体有些不支,老年性的心脑血管病不时地发作。他的精神进入了全面崩溃。他的神经错乱了,他疯了。

王任叔疯了后,常常深夜跑到大街上吼叫,跑到四邻去敲人家的门,甚至,在严寒的冬季,他常常不穿衣服在街上乱跑。

王的侄子梦林面对老人日益严重的精神分裂症,担心会有什么意外,曾两次给北京写信,要求派人来大堰安排王到外地治病。然而,两次离乡都没治好他的病。

于1972年,王任叔的病情再次恶化,又不得不被送到奉化医院。不久,这位叱咤风云的文人,孤寂地离开了人世。

以上是王任叔由于不拘小节造成的一场悲剧,也是他不注意自己的大使形象带来的灾难。如果有人问,王没有这一不拘小节的过失,是否在他的后半生会安然无事?这也难说。但事实上,他后半生所遭受的灾难,确是由于他不拘小节造成的。

这个教训很惨重,值得办外事的人引为鉴戒。

人非圣贤,孰能无过。任何人不管是张三、还是李四谁都不要打保票,一生不栽跟头、不犯错误,只不过错误有大有小,有轻有重而已。

人们常说,对有错误的人,可以批评帮助,不可以打棍子、扣帽子,更不可一棍子把人打死。